但论是非,不计利害

来源:涡阳县纪检监察网   作者:王文昌   发布时间:2018-07-05 09:49   

清代王晫《今世说》载:明清易代之际,有两个秀才赵瀚、邹甲方,一同居住吴江(今江苏)西郊。那时正值乱世,许多秀才纷纷放弃功名,以示反抗。不久,朝廷掌管教育的官吏来到吴江,发出通告:前明秀才若不按时到县学报到,将被定罪流放。听到这个消息,赵瀚开始动摇。邹甲方正色劝道:“我辈但当论是非,不当计利害。”赵瀚听此言,心中一懔,于是打消了原来的念头。事后赵瀚逢人便讲:“微邹君几丧吾守。”

“但论是非,不计利害”,讲的是做人的原则。赵瀚在威逼之下,想要“复出”,是放弃原来的选择;邹甲方“威武不能屈”,是坚守做人的节操。此中道理,《论语》之中一句足矣: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”利害是非看似分明,其实利害之中便有是非,利害恰在是非中。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说得再明白不过:“成仁取义,虽害,利也;乞墦登垅,虽利,害也。”

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响彻古今的名句: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又何尝不是“是非面前不趋利不避害”这一品格的表达?南宋末年,文天祥起兵勤王,兵败被俘,至死不屈。他被带到元兵将领面前,拒不跪拜,曰:“我能死,不能拜。”面对威逼利诱,慷慨陈词:“为宋丞相,宋亡,义当死;为北朝所获,法当死,何言?”元世祖在大殿之上,亲自允诺文天祥“汝以事宋者事我,即以汝为中书宰相。”文天祥朗声答道:“天祥为宋状元宰相,宋亡,惟可死,不可生,一死之外,无可为者。”就义之时,颜色不变,问市人:“孰为南北?”南面再拜就死。“见闻者,无不流涕。”

利害之大,唯有生死;生死面前,最见大义。邹甲方做到了,文天祥做到了,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在义利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,丹心一片,光照千古。

中国共产党人最好地传承了“但论是非,不计利害”的品格。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”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,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”……这些视死如归、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贞。理想之光不灭,信念之光不灭。在革命时期,共产党人只讲是非,不计利害,虽九死犹未悔;在建设、改革时期,共产党人同样如此,而且始终以明确的是非观要求全党同志,为的不是私利而是给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。

“脱利无繁难。”且不说那些腐败分子皆属是非不分、利欲熏心的人,当下以各种面目粉墨登场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,本质也还是“论利害,不计是非”。热衷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者会以各种方式明哲保身,只求位子安稳不问事业成败,只图个人安逸无视问题积压。程颐曾一针见血指出:“如做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,皆利心也,圣人以义为利,义安处便为利。”

当季文子“三思而后行”之时,孔子断然回答:“再,斯可矣。”何以如此?多思转多私。多思,思的是个人得失,思的是利害权衡,大义原则会隐退,个人利益会抬头。当此之时,何以有是非之间的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?何以有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担当和作为?何以有宵衣旰食、夙夜在公的动力和激情?

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有言:“常思奋不顾身,而殉国家之急。”有了这样的情怀,有了这样的担当,定然会有“但论是非,不计利害”的坚定选择。(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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